申时行

申时行(1535~1614)

申时行的资料

中文名:申时行

别 名:申文定公

国 籍:中国明朝

民 族:汉族

出生地:南直隶长洲县

主要成就:辅助明神宗

代表作品:《纶扉奏草》《申定公赐闲堂遗墨》

谥 号: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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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明代大臣

  申时行,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申姓富商之子,其生母据传是一名尼姑,后为苏州知府徐尚珍所收养。申时行祖父从小过继于徐姓舅家,故时行幼时姓徐,中状元后归宗姓申。长洲文化兴盛,名士辈出;商业繁荣,商贾云集。申时行自幼天资聪慧,生性好学,既有文人的才学,又有商人的机敏。在其养父严格的教育下,顺利通过乡试,并取得进京会试的资格。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月十五殿试,会试中试的299人参加考试。第2天,担任评卷的"读卷大臣"评阅试卷。第三天发榜,高居榜首的是申时行。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申时行也不例外。入翰林院数年,进宫为左庶子。左庶子是皇太子东宫左春坊的长官,职如皇帝的侍中。不过,申时行的具体职掌不是侍从东宫,而是以左庶子的身份掌理翰林院。此后,迁为礼部右侍郎,成为礼部的第二副长官。在这段时间内,世宗、穆宗两位皇帝先后驾崩。隆庆六年(1572)六月初十,穆宗的皇太子朱翊钧即皇帝位,年号“万历”,是为神宗。万历五年(1577),申时行出任吏部右侍郎。吏部掌管官吏铨选,职权颇重,列六部的首位。当时,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高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正在大力推行改革。张居正是申时行的“座主”(即殿试时的考官),他对申时行极为器重。申时行出任吏部右侍郎,也是他的意思。申时行到吏部后,事事秉承张居正的心意,张居正大为高兴,以为得人。就在这年,张居正的老父病逝。按照封建礼节,张居正须辞官回籍服丧三年。而张居正正在推行改革,神宗皇帝依重于他。户部侍郎李幼孜上疏建议“夺情”。“夺情”是出征将帅有父母之丧,因军务不能回家服丧,皇帝诏令移孝于忠,在军中戴孝。此议一出,张居正的政敌纷纷上疏反对。翌年三月,张居正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回江陵(今属湖北)老家服丧。

  张居正临行,荐举两人入阁,参预机务,一是礼部尚书马自强,一是吏部右侍郎申时行。神宗诏准,命马自强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学士,申时行以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不久,申时行进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当时,张居正去后,内阁中还剩下吕调阳、张四维两位阁臣。马自强、申时行入阁,阁臣增为4人。吕调阳年迈多病,很少到内阁办公。在内阁办公的仅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3人。神宗皇帝有令,国家大事驰告张居正,叫他裁决;小事由张四维全权处理。申时行在内阁大臣中排名最后,仅充位而已。

  内阁中又新进余有丁、许国、王锡爵和王家屏4人。4人中,许国是歙县(今属安徽)人,嘉靖四十四年第三甲第一百零八名进士。王锡爵是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四十一年与申时行同榜登科,名次申时行,为第一甲第二名,即所谓的"榜眼"。王家屏乃大同山阴(今山西朔州山阴县)人,隆庆二年(1568)第二甲第二名进士。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的里籍都属南直隶,算是同乡,关系极为密切。王锡爵是御史李植等力荐入阁的,他曾反对过张居正"夺情",有些名望。李植等与申时行不合,荐王锡爵入阁,原是为了削弱、牵制申时行的权力、行动。谁知,王锡爵入阁后很快便与申时行抱成一团,成为申时行最亲密的盟友。余有丁和王家屏势孤,只能依附于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人。申时行有效地控制了内阁。在这种局面下,首辅申时行振作起来,欲有所作为。早在张四维当政时,张居正便受到反对派的诬陷。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下令追革张居正的官衔,废止他的改革措施。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四维曾曲意巴结张居正,他也鼓噪诋毁张居正,一改张居正时的做法,开通言路,起用被张居正贬抑的官员。张居正的余党很害怕,竭力巴结申时行以为助。申时行不大赞同张四维的做法。但当申时行执政后,他却不得不沿着张四维的路子走,务为宽大,起用稳重守成的官员,广开言路。他的这种做法,博得了大多数官员的赞誉。然而,这种局面并未能维持多久。申时行广开言路,那些御史、给事中等言官活跃起来,纷纷指斥张居正执政时,遏阻言路,历数其罪行。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心腹之一,言官们在指斥张居正时,无意或有意地涉及到申时行。申时行表面上宽以待之,示有海量,但内心却恨之入骨。后来,他实在难以忍让了,遂与言官们公开交锋,想方设法贬黜那些攻击张居正而涉及到他的人。自万历十三年起,申时行便公开与言官对阵了。这年,御史张文熙上疏,历数从前的阁臣专恣自断的四种表现:各部各院都设《考成簿》,记录官吏功过,送内阁考察升降;吏部、兵部挂选官员,都得经内阁认同;督抚巡接办事,无不密谒内阁大臣请教;内阁首辅奉诏拟旨,独自行事。申时行上疏论争,对前三条,他认为是内阁的职权范围许可的,内阁中有徇私舞弊的可罢黜,但若因有一、二个阁臣徇私舞弊就把内阁的职权削弱,未免因噎废食。对最后一条,他说内阁首辅奉诏拟旨,曾无专断之举,都同内阁其他大臣商议。神宗觉得申时行讲得有理,遂绌张文熙之议不用。此后,言官与申时行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内阁其他大臣也卷入。“高愚案”是言官与阁臣争斗的典型事例之一。御史丁此吕上疏揭发礼部侍郎高启愚主持南直隶乡试时,出题《舜亦以命禹》,是劝进张居正当皇帝。神宗将他的奏疏批示申时行处理。申时行说:"丁此吕以这种暖昧问题陷人于死罪,臣恐谗言接踵而至,不是清明王朝所应有的。"吏部尚书杨巍秉承申时行心意,建议将丁此吕贬出京师,神宗采纳。这下,惹怒了众言官,给事中、御史王士性、李植等纷纷上疏弹劾杨巍阿申时行意,蔽塞言路。神宗又觉得他们讲得有道理,诏令罢免高启愚,丁此吕留任。申时行见状,遂与杨巍一同上疏辞官。内阁大臣余有丁、许国上疏反对留任丁此吕,许国是申时行的好友,采取一致行动,也上疏辞官,向神宗施加压力。于是,神宗乃维持原来的判决,贬丁此吕出京。言官们群起攻击许国,申时行奏请按情节轻重惩治众言官。言官们与阁臣更加对立,有如水火。

  神宗的长子是朱常洛,他的母亲王氏是慈圣皇太后的侍女,一次,神宗去朝见母后,遇上了王氏,一时冲动,临幸了她,遂有朱常洛。但神宗并不喜欢王氏,也不爱她生的朱常洛。朱常洛4岁那年上,神宗宠爱的郑贵妃生下了朱常洵,子以母贵,朱常洵倍受神宗的宠爱,神宗意欲立他为皇储。废长立少,是不合乎封建礼法的,公卿大臣怕神宗真的走这步棋,遂推内阁首辅申时行为首,联名上疏,请立朱常洛为皇储。神宗置之不理。通过这次上疏,申时行彻底明白了神宗的心意,那就是立朱常洵为皇储。申时行既想讨好神宗皇帝,赞同他废长立少,又怕此举得罪公卿大臣。想来想去,他决定采取首鼠两端的策略,在神宗面前赞同废长立少;在群臣面前,则装作恪守礼法,反对废长立少。一些大臣见神宗不听劝谏,便把攻击的矛盾指向郑贵妃,颇多指斥。神宗见爱妃遭到贬斥,大为光火。申时行见状,献上一计:官员上疏言事,范围限定在自己的职掌内;不是职权范围的,不得妄言。各部各院的奏疏,都先交各部各院长官,由他们审查,合乎规定的,才准上呈皇帝。神宗对此妙计大加称赞。从此,没人再敢指斥郑贵妃了。但群臣建议尽快立朱常洛为皇储的呼声不断,申时行也装模作样地上疏劝谏了几次。神宗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万历十八年,他下诏说:"朕不喜鼓噪。诸臣的奏疏一概留中,是痛恨一些人离间朕父子。如果你们不再鼓噪,就于后年册立。否则,等皇长子十五岁以后再说。"申时行急忙戒告诸臣不要再鼓噪了。第二年,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请订立册封仪式。神宗怒,诏令册立之事延期一年。内阁中也有疏上奏,请准备册立之事。当时,申时行适逢休假,主持内阁事务的许国出于对申时行的尊敬,上疏署名,把他列在首位。申时行闻知,密上一疏,说:“臣正在度假,那道奏疏实与臣无关。册立一事,圣意已定。张有德愚笨不谙大事,皇上自可决断册立之事,不要因一些小人鼓噪而影响大典。”这道密疏很快便传了出来,群臣们见申时行首鼠两端,大为气愤。给事中黄大效上疏,弹劾申时行表面上赞同群臣立朱常洛为皇储的建议,背地里却迎合皇上的心意,拖延册立一事,以邀皇恩。内阁中书黄正宾上疏,弹劾申时行排挤、陷害同僚。结果,黄大城、黄正宾两人被罢官。然而,高压政策未能使大臣们退缩,御史邹德泳再次上疏,指斥申时行首鼠两端。申时行见群臣激愤,担心大祸临头,遂上疏辞官。神宗诏准,许他乘驿站的车马归乡。

  万历十九年八月,申时行回到了故乡长洲。这年,他年五十有七。他在老家度过了23年。万历四十二年,他年满八旬,神宗遣使存问。诏书到了申府大门,申时行咽气。神宗诏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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