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

丁日昌(1823~1882)

丁日昌的资料

本 名:丁日昌

字 号: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广东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

出生时间:1823年

去世时间:1882年

主要作品:《丁禹生政书》、《抚吴公犊》

主要成就:架起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

人物评价:不世之才

语 言:丰顺话、官话

身 份:洋务运动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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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洋务运动先驱

  发展实业方面

  1864年(同治三年)8月,丁日昌上密禀,主张设厂造船,鼓励华商购买轮船经营运输,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示允丁主持办理。年底,他购入苏州河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开始制造开花炮。其后又将上海两炮局并入,1865年(同治四年)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自任总办。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的大型军事工厂,是首次引进西方先进生产设备,按照西方机器工厂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企业。

  倡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在台湾开矿藏、筑铁路、架电线、造船械、办农垦等。在他的主持下,开始架设由旗后(今高雄)经台南至安平,长95里的电报线。这是中国人民自己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在他的支持下,筹备已久的基隆煤矿也顺利投产。

  外交方面

  力主维护主权和收回利权等。如:英法军队自1860年(咸丰十年)入上海城内借住,久不退出。丁从1864年(同治三年)开始交涉,促使两国军队于翌年撤出,又收回外国人占据的吴淞炮台基地。丁在上海任职期间,处理对外交涉十余起,多次批驳了英、法等国超出条约的要求,维护了国家利益。

  内政方面

  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布政使。他就职后主持对全省候补官员进行考试,择优补缺。并针对大户不交漕粮,小户负担过重及书吏差役蒙混浮收等弊端,新订《江北钱漕章程》16条,又发出通告,裁免节寿、门包、到任礼等陋规。

  丁日昌行文取谛地方乡绅恶霸私设的关卡,凡不遵者,从严查处。接着,迅速清理积案,平定冤狱。他将各房旧案,调入卧室,十年游幕的阅历使他对种种积弊深有所知,因而采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在审案件传讯被告时,他只发一张传票,限派一名差役前往,并根据路程远近当面给予差役所需盘费,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每逢在县内大堂公开审案前,他先将百姓呈状悉心详阅,做到胸有成竹,当坐堂之时,他能迅得虚实,提高结案效率。由于他“有告必审,有审必结,有结必办”,衙中积案迅速递减。故初至时状纸在百纸以外,稍后减至四五十纸。一月之后,不过二三十纸而已。对于诬告者,他必弄个水落石出,不法之徒和贪官劣绅闻其名而生畏。不到半年,万安县讼事大减,民气得以复苏。注意治水促耕,抢险救灾等。

  建议禁止外人在沿海诱骗华工出国;建议设市舶司,管理在外国的华侨和华工等。

  文化教育方面

  建议变八股为八科,改革科举制度;推动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童;挑选船政学堂优等生赴欧留学;组织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和编撰府志政书;主张在通商口岸创办报馆;倡导广设社学和义学。

  雅好藏书,为官之余,搜罗古刻善本,不遗余力。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正在江苏任职,江浙一带藏书故本多有散出,大力搜求,所获近4万卷。任上海道时,收上海大藏书家郁松年“宜稼堂”宋元旧本和普通本几万卷,为此,曾与陆心源有过文字过节,陆氏称其有强取豪夺之嫌。1863年,收得长洲顾湘舟精椠善刻,数年之内,藏书之富称雄一时。数年之内,又购得黄丕烈所藏的宋椠书数种,其中宋刻本多达10余种,以北宋本《仪礼郑注》为其“经籍之冠”,藏书之富称雄一时。藏书楼名“实事求是斋”,后改名为“百兰山馆”,又命名为“持静斋”、“读五千卷书室”,藏书共10余万卷,当时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并驾齐驱,延请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莫友芝、江标等学者为他整理校勘。

  编有《持静斋书目》5卷,收录宋本55种,元刊46种。另有《百兰山馆藏书目录》,著录图书3万余卷,善本书目《持静斋藏书纪要》由莫友芝代编并作序。因藏书管理不善,在晚年,藏书即开始散佚,去世后20余年,所藏书多由北京、上海书贾购去,部分归于李经迈、刘体智、顺德李文田、广州莫伯骥等藏书家手中。著有《抚吴公牍》、《保甲书辑要》、《百兰山馆诗》、《奏稿》、《五洲政要通考》、《百将图传》、《巡沪政书》、《丁禹生政书》、《百兰山馆古今体诗》,重编《牧令书辑要》等。

  军事贡献

  丁日昌为江南制造局拟订了经营大纲。他提出要留外国技术人员为教习,培训华人技艺,力争自主,不受洋人控制。鉴于局中原有设备以造船机器为多,触类旁通,制成大小机器30余台,用以制造枪炮。后来,他又设法扩展该局的生产能力,由生产枪炮进而制造轮船。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恬吉”号轮船下水,上海全市为之轰动,“军民无不欣喜”,中国第一艘明轮蒸汽舰试航成功。“恬吉”号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排水量600吨,装炮9门,与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同期所造的“清辉”号相比既快又好。

  1867年(同治六年)初,上书曾国藩,明确提出自己建设新式海防的主张。在他认为中国的海防“以炮台为经,以师船为纬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海防的要求。因为洋人游弋海上,可以集中兵力,攻取中国沿海任何地方,若中国处处设防,则防不胜防,正犯兵家备多力分之忌,以致常常被动挨打。丁日昌认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创建近代海军以取得制海权。有了制海权,能够控制住一定的近海海域,就可以扩大防御纵深,海防才有保障。要想取得制海权,必须在清朝旧有水师之外,创设全新的近代海军。因为在西方海军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舰、铁甲舰的情况下,清朝旧式帆船水师实际上已完全无力进行近代海战。

  丁日昌的海军建设具体计划是分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设提督于津沽,兼顾辽东、山东沿海各要口;东洋水师设提督于吴淞,守江苏、浙江沿海各口,南洋水师设提督于厦门,防守福建、广东各海口。三支水师各设中等炮艇土。艘,半年会哨演习一次,以使“三洋联为一气”。这个计划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海防战略构想。有了三洋水师,就能分别对京师政治中心,江南经济中心和祖国的南大门加以屏障和保护。

  1868年(同治七年)初,丁日昌重新拟订了三洋水师章程六条,使自己建立新式海军的计划变得更加具体。他明确提出要废弃沿海旧有水师,移饷训练新式海军。除了中等炮艇外,又进一步提出三洋水师应各设铁甲舰6艘。这时,他还强调近代海军的建设应与沿海炮台、岸防部队的建设同步发展。他建议三洋海军舰队各练陆兵千人,半年在岸,半年在海,沿海各镇亦练精兵500人,形成“山有虎”、“水有龙”,水陆相联之势。对于海口炮台建设,丁日昌也主张变更过去的办法,以炮台和水雷为中心建设新式海口要塞,使水师舰船在作战时能够和海口炮台“相为表里,奇正互用”。这表明他的海防建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

  体制改革

  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开始对江苏绿营进行整顿。他上奏朝廷,将江苏抚标绿营1600余名减为1000名,成立“练军”两营。招幕精壮营勇作为练军士兵,提高他们的饷额,使他们能够安心操练。这支练军全部改用洋枪洋炮,学习准军洋操。丁日昌组织有关人员将洋人教练淮军的办法翻译成中文,绘图注说,编成《一哨操演图说》,《一营操演图说》、《一军操演图说》各一卷,以之作为江苏练军练习洋操的依据。在晚清各省练军中,江苏练军是最早装备洋枪洋炮、实行西式操练的。后来江西等省练军的洋操办法就是从江苏练军学来的。用近代枪炮和洋操来改造清朝的经制部队,这在中国近代军制发展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它为清末新军的全面改革开辟了道路。

  丁日昌在整顿绿营,设立练军的过程中,十分强调精兵的原则。他认为“自古强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强;以散而弱,以聚而强”。他提出要“并兵厚饷,化散为聚”,(《丁中丞政书·抚吴奏稿》卷五)对全国的兵勇大加裁汰。实行精兵政策是与近代军队建设的实际相适应的。清朝全国绿营兵60余万,加上八旗和勇营,数量相当庞大。但国家财力有限,兵勇粮饷菲薄,特别是绿营兵,粮饷不足自养,大都兼营他业以谋生,训练成为空话,毫无战斗力可言。要想整顿绿营,就得加强训练,要想加强训练,就得增加饷额,要想增加饷额,只有裁兵并饷一法。丁日昌的精兵主张,与魏源的思想一脉相承,可谓切中时弊。

  在改革陆军军制方面,丁日昌还提出了分设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的主张。在设立练军时,他提出练军必须集中训练,专事征战,使之成为“游击之师”。他认为应该将“战兵”与“差兵”、“汛兵”截然分为两途,把护饷、解犯、守库、守陵、分泛等项绿营例差一概责成差兵和汛兵,使战兵“专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凌”。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分设的主张是近代军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在外患频存的情况下,如不改变绿营“差操不分"的陈规,专门建立一支精干能战的野战部队,便无法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丁日昌的这一主张,是林则徐、魏源反对临战时抽调“客兵”、专门建立海防部队思想的又一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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