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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百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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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匈百年战争又称汉匈战争,是指西汉初年,对匈奴的一系列战役,双方各有胜负,前后历经130余年。此一期间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以和亲政策和战争政策互相存在。

  虽然这场战争使双方国力同时衰落,但对人口不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匈奴来说,影响更大。

汉匈百年战争

汉匈百年战争——汉朝与匈奴的百年战争

汉匈战争数百年:汉军借军事优势屡发动战略进攻

  汉匈几百年的大战,引起了当代军事学术界的关注,对汉匈双方谁是主动进攻方、谁是防守方有过许多争论,大多认为匈奴是主动进攻方。笔者认为:从战争的起因看,匈奴是主动进攻方,但从战争的实践过程和战略意图来看,汉朝是主动进攻方。判断战争谁是主动进攻方,一般是根据战场的位置和双方战略决战时谁是主动进攻方。汉匈几百年的大战,双方主力会战的战场,无论汉胜或败,均发生在匈奴的境内,没有一回是在汉朝境内双方主力展开决战。决战前匈奴的骑兵总是抄掠汉朝边境地区后就退走。从时间上看大都是利用秋高马肥的季节侵袭汉边。从不主动与汉军主力在中原或边境地区决战,而汉朝从汉武帝起至汉和帝时止,征伐匈奴多达几十次,且不分季节,多乘匈奴内乱或自然灾害时发起攻击,使匈奴最终败于汉朝。从战争的全过程和双方主力决战的主要战场环境和地点来看,汉朝应是主动进攻方;从战争方式上,匈奴大都是“盗边”“寇边”,而且一遇汉军主力,即撤回本土,从不敢“占领汉地”,或夺取长城以内的汉朝地界。长城是用于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堡垒,其主要功能是用于防守,可是汉匈之间的真正较量从未在长城或长城以内展开过,这说明匈奴的军事技术不足以攻克城池,那又何敢深入汉地,占领城池!只不过是“盗寇汉边境”而已。可是汉兵则不然,每次汉军主力骑兵攻击匈奴,都深入其境内至少几百公里,有的甚至长达5000余里,总体上看,汉军在该时期应是主动进攻方。

  从军事力量上来看,“匈奴之众,不抵汉之一郡”,汉朝可动员的参战士兵是匈奴的数倍;从双方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来讲,各有所长。正如晁错所言:“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出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扰乱也;劲弩长戟,射疏与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由此可见,匈奴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不如西汉,匈奴的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更比不上西汉。到了东汉,匈奴的军队更是不堪一击;耿夔、任尚、赵博等仅率800精骑在金微山一战,就大破北匈奴。此役,汉军出塞5000余里,“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富”。可见匈奴的军队在汉军频频的战略进攻中,军心大乱、士气萎靡,毫无招架之功,发动战略进攻更无从谈起。

  从战争的目的和结果看,汉朝是主动进攻方。汉匈大战,匈奴几被征服又数次叛离,匈奴最强大时莫过冒顿,但冒顿对汉朝的进攻并不是想使汉朝臣服,或推翻汉朝,只是掠夺财富和人口。对匈奴来讲,视战斗习以为常,只要生存就要战斗,要么同野兽搏斗,要么同其他游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要么抢掠中原农耕民族财富。匈奴的骑兵四处抄掠并不限于中原,对东胡的鲜卑、乌桓,西边的月氏等26国都不断侵扰,这些国家很多都向匈奴纳贡称臣,况且这些国家资源有限,对这些游牧民族的袭扰,远不如对中原王朝定居的民族袭扰容易,这样匈奴自然将抄掠的首选对象指向汉朝。秦至魏晋时期匈奴的习俗基本上未改变,军事思想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其战争观仍然是“以利为战”。两汉时,只要“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只不过“时小入盗边,无大寇”。到了东汉,“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乃谴芳还降,望得其赏。而芳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谴,单于复耻言其计,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可见,匈奴有时只要为了能得到利益,不惜出卖盟友,然而当赏赐不及时或没得到时就会实施武力抢掠。因此,匈奴的军事思想决定了他在与汉朝的战争中,只能充当挑起战争的主动方。

  与匈奴不同,汉军对匈奴的作战目的是要使匈奴彻底臣服,像南方少数民族那样称臣纳贡。刘邦第一次与匈奴作战动用32万大军,其规模超过了重庆时时彩助赢软件上任何一次中原同匈奴决战的兵力,其志在于彻底征服匈奴。汉军征伐匈奴,多次苦于匈奴不敢应战,使数次征战无功而返。汉史郭吉曾羞辱匈奴单于“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徙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

  在汉武帝18万精骑的威吓下,匈奴王庭不得不“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所以汉匈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匈奴“寇边”的进攻引起,战争的结束是由汉军的主动讨伐进攻,将匈奴彻底征服而止。

  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匈奴的骑兵战斗力强,与之相战时只有骑兵数量占优势才能取胜,汉军与匈奴作战取胜的原因皆因骑兵数量多所致。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汉军在汉武帝前对匈奴取守势,并不一定是汉军的战斗力不如匈奴,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困七日,并不一定是因匈奴强大,而是由于以下几点:

  (1)刘邦轻敌冒进中了冒顿的计策,被匈奴以强示弱的表象所迷惑,孤军深入被困于孤城;匈奴是有备而来击汉军于不备。

  (2)从客观自然环境上,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利于匈奴。汉军向匈奴进攻时“会冬大寒雨雪,卒者堕指者十二三”,汉军不如匈奴人耐寒,匈奴人的穿着是以畜、兽的皮革为主,休息时“被旃裘”。在寒冷的气候下其身体素质自然比汉军强,而汉军未经交战,士兵已有十之二三的人被冻掉手指,严重影响了汉军的战斗力。

  (3)汉军总兵力不过32万,到达白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按照汉军的作战习惯,辎重和重武器一般在后,先头部队一般是轻装疾进,所带辎重、粮秣不多。而冒顿投入的全是精骑达40万之众,两军的局部军事力量对比汉军显然不如匈奴。

  (4)汉朝初期的士兵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但其素质并不都是很高,汉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征调,即征调被判处徒刑和有罪的人为兵,最典型的是所谓的“七科谪”。汉初,刘邦为平定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从军”。由于这种“谪发”,士兵是社会的底层甚至是罪徒,必然导致士兵社会地位的降低,战斗力自然下降;而且汉军从未和几乎倾国而出的匈奴骑兵正面交锋。与以往不同,匈奴的骑兵按马色划分地域,队伍严整。汉军的补给不多,又被围了七日,人心有些恐惧,士气自然低落。

  白登战役汉军最后赖以保全,并不是由于冒顿的“仁慈”,而是由以下几个原因:

  (1)冒顿中了汉军的离间计。汉军谋士陈平在白登城中为刘邦出计,厚赂单于阏氏,匈奴人重财贪利的特点很容易被利用和收买。阏氏向单于陈说利害,并对冒顿说“汉王亦有神”。本来匈奴的军事哲学奉神鬼崇拜,冒顿一向敬奉鬼神,自然不敢轻易进攻刘邦。

  (2)从军事技术上讲匈奴兵不如汉兵。匈奴兵长于野战短于攻城,刘邦多是步兵,利于守城,而且汉兵的先头部队,皆是刘邦的精锐部队,会拼死相搏。

  (3)匈奴内部步调不一致。冒顿本来与韩王信的将领王黄、赵利约好共围刘邦,可是王黄、赵利却没有如期而至,且超过了七天。冒顿自然怀疑韩王信与刘邦有勾结,怕受到内外夹击,所以退兵之心更加迫切。

  (4)从客观上,正如阏氏所言:“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匈奴本是为利而战,并不想夺取汉朝城池,即便占领了城池,因其军事技术在守城上不如汉军,迟早会被汉军夺回,坚城对步兵来说是防守的堡垒,可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说,如守坚城等于丧失了自己的优势,会受到合围,以至被善于攻坚的汉军消灭掉。

  (5)冒顿对正规的步兵作战缺乏必胜的把握。按理冒顿的骑兵大大超过刘邦的先头部队,可为什么冒顿不利用野战来向刘邦进攻?为什么围刘邦于平城七日而不攻呢?主要是冒顿从来没有和训练有素的精锐军队正面交锋过,过去匈奴头曼单于被蒙恬所率的强秦军队逐出朔方,对匈奴人不能不是一个震慑。刘邦虽遭冒顿的优势骑兵包围,但是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迅速据城而守,等待时机,冒顿原想等韩王信军攻城,匈奴兵做后继,韩王信军不至,匈奴军少了盟友,其攻城之心自灭。

  白登(平城)战役后,汉朝输掉的是勇气和士气,匈奴军则得到的是政治上的“和亲”、经济上的“岁奉”。此战之后,匈奴看到了汉朝政权的软弱和军事上的弱点,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骑射”之长。的确,在野战中、在宽广的草原上,步兵是无法将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围歼的。但是匈奴的骑兵也无法将强大的汉朝军队消灭掉。匈奴与汉朝的和亲,实际上是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平衡、政治上相互妥协的产物。

  汉武帝后,汉军骑兵虽发展很快,但并不是每次与匈奴作战,汉军都是依仗优势骑兵取得胜利的。事实上,汉军许多次取胜都是在兵力比匈奴少的情况下取得的。如骠骑将军霍去病,御史大夫商丘成、耿夔等都以少击众取得胜利。

  当然汉军与匈奴的作战中也有几次重大的失利。汉军失利的原因从汉军内部而言,主要是兵力分散、内部不协调、有些将领无能、对地形不熟悉和汉军的马匹不如匈奴,致使汉军骑兵机动性差。从汉军主观方面讲,汉军每次的失败,内部不团结、不协调是其主要原因。李广利本来就不是帅才,对大漠地理环境又不熟悉,在攻大宛时,其治军无法度已严重暴露出来。李广利攻大宛回军后,“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汉武帝由于宠爱李夫人,却“不录其 过”。这样的将领如何能统领大军深入大漠破匈奴。李广利在燕然山与匈奴作战的重大失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军内部自相残杀;先是李广利贪功冒进,引起长史和其他将领的猜忌,准备将其逮捕;后是李广利知道他们的密谋后,立刻“斩长史”。汉军的内讧使军队的士气低落,战斗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苏建、李广、李陵的失败主要原因,也是汉军内部协调不力(如李陵征匈奴时,本应得到路博德的协同,可是路博德却“羞为陵后”,使李陵孤军作战,兵败被俘),缺乏有效及时的联络,以致被数倍于己的匈奴骑兵包围而失败。但三人都尽力而战,杀匈奴之众均超过自己损失的部队,这对汉军来说虽败犹胜。假使三人在与匈奴激战中能得到汉军主力骑兵的接应,取得胜利是毫无问题的。

  汉军失利的外部原因,主要是由于匈奴的战斗力有了增强,而且战场环境有利于匈奴。匈奴经过卫青、霍去病的打击,其军事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战争指导思想上以防守为主,实行战略大转移,空出漠南,迁置北海,不再盗寇汉境。在军事技术上开始“习骑射”,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李广利、李陵与之战斗的匈奴军,正是这批经过“习骑射”,休整后的精骑,这些精骑对付李广利以“囚徒扞寇盗”、“恶少年”为主的未经严格训练的士兵自然要胜过一筹。汉军的几次战败与汉军当时所处的不利战场环境有直接关系,同时在军事技术的发挥上,也不如匈奴全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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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战争格局的传奇将领揭秘霍去病的骑兵部队

  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华大地,其实一直缺乏培养骑兵部队的沃土,骑兵作为一种贵族部队,除了战马培养贵以外,骑兵的人才培养也是一种需要长期投入的成本。而中国历代上,能够长期延续这种贵族传统的时期本就不多。而且因为各种政治因素,出身边疆的骑士很难成为朝中重臣,朝中无人不好办事,这就导致历代中华朝代在与草原民族的对攻战斗中往往处于劣势。

  霍去病汉朝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内侄,汉武帝亲自调教的得意门生兼大弟子。。自幼在皇宫里长大,从上到下便流满着贵族的血,有资料记载,霍去病吃饭可谓是割不正不食,在军中行军也必带厨子。但是,正因为诸多元素成就了中华重庆时时彩助赢软件上一名骑兵指挥大师。

  霍去病出生的时机刚好是汉朝最为鼎盛的时期,汉武帝正在大规模的组织骑兵部队。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十七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任命为骠姚校尉(故霍去病又称霍骠姚),随卫青击匈奴于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斩获敌人2028人,其中包括相国、当户的官员,同时也斩杀了单于的祖父辈籍若侯产(籍若侯乃封号,名产),并且俘虏了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勇冠全军,以一千六百户受封冠军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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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图

    霍去病的初展锋芒让汉武帝大喜过望,霍去病的成功成才让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得到了展望,比如,在霍去病取得初战胜利后,汉武帝便下令改年号由元朔变为元狩,实际上便是一次巨大的战略转折点。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汉武帝改年号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比如,建元年间,是汉武帝初登大位却尚未掌权的期间,建元,着力于建的意思;元光年间,是汉武帝正式掌权的时间,元光,建元,元光,即发扬光大的意思;元朔,是纪念卫青摧毁匈奴龙城圣地的年号,元朔,意思便是期图朔方的意思,即,意在收复河套草原;元狩,重在“狩”字,意思是汉庭对对匈奴的态度倾向于“狩”,即游猎一般。从这些年号上便可以看出其中相应的战略意义。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浑邪王、休屠王部,歼敌4万余人。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同年秋,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为打通了西域道路奠定基础。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霍去病的作战方略可以说是对汉军战术观念的革新。他的作战可谓是迂回纵深,穿插包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迂回穿插,对匈奴实行合围,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对其实行毁灭性打击,从而调动敌军,按着敌军最不痛快的方式与敌军打仗,在机动战的支持下让敌军疲于奔命。

  关于霍去病征西,仅率领一万余骑,这是一支从八万骑兵中选拔出来的精锐之师,霍去病仔细的计算了沿途的补给能力,恰好就够供养一万骑的兵马,在霍去病西征中,全军不带粮草辎重,一律就地取食取水。河西战役使得匈奴右贤西线诸王战败投降,匈奴失去了西边对汉庭的进攻威胁。伊稚斜单于被迫后撤,将王庭以及大部分的民众牛羊等北迁,在漠南仅留下作战部队,这是匈奴帝国的一次战略后撤。

  这是强大的匈奴帝国走向衰亡的一次转折,长年的征战以及数次败于汉军使得匈奴全国士气低落,军心极为不稳,伊稚斜单于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给国人一个振奋的士气,于元狩三年(前120年)春发数万骑兵,对汉庭发动报复性打击,分别从右北平、定襄两郡入犯,杀略千余人。 ...查看更多

一次泄密的发生,导致汉匈百年战争,泄密者竟然还能封为天王

  马邑之谋:汉武帝与匈奴首战,30万军为什么一兵未发?

  六月间,汉武帝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作为统帅统辖诸将;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数将共出,汉军总人数在三十万以上,分五路大军。

  军事安排方面,韩安国、李广、公孙贺三将分别埋伏于马邑旁句注山中,准备以主力伏击;王恢、李息则伏军于代地,准备截击匈奴军队的辎重。

  所有一切准备完毕后,汉武帝派聂壹为“诱饵”,假装成汉朝的罪人,逃入匈奴后诱引单于来攻汉地。

  聂壹这个汉人非常有胆略,见到军臣单于后,很快得到信任,表示说可以让自己在马邑的熟人做内应,希望单于率军攻取马邑,掠取那里的财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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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壹

  半信半疑间,军臣单于接受了聂壹的建议,让聂壹回马邑做内应。聂壹说,我回去后即刻杀掉马邑的汉朝长官,以人头作为信号。

  果然,聂壹和汉朝当地官员杀了一个死囚,然后,聂壹到了城头,高举人头示意。城下匈奴间谍亲眼看到血淋淋的人头已经在聂壹手中,即刻迅速回报军臣单于,说马邑城已被聂壹控制。

  兴高采烈,军臣单于率十万匈奴骑兵越过边界,直杀马邑而来。

  汉军方面,也有斥候时刻报告匈奴军队动向。韩安国得到的最新情报是,匈奴大军距离马邑只有百里之遥,很快就会进入汉军伏击圈。

  结果,等来等去,忽然,匈奴军队在距离马邑百里之遥的地方停止前行。因为,他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汉朝人所放牧牛羊,千百成群,竟然没人管理,四处乱跑。此情此景,让军臣单于大起疑窦。

  军臣单于也不傻,他由此多了一分小心,指挥大军暂停行进,派人再去侦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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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臣单于

  当时,汉帝国在靠近匈奴边境的县,每百里左右设置一个哨所,一个哨所内配备五个人,包括障塞尉一名,士史、尉史各两名。这些人,主要工作就是在自己辖区内巡边,有动静就发书信或者放狼烟报告。可巧,当时有位尉史,照例巡逻执勤之时,被匈奴尖兵抓到。此人极其胆小,没等军臣单于大刑伺候他,就马上召称:汉军已经埋伏三十万大军,在前面等着您呢……

  饶是能征善战,军臣单于也是魂飞魄散。于是,他立刻下令全军撤回,把这位汉朝被俘的尉史也带了回去。

  回到匈奴地界后,军臣单于把这个重庆时时彩助赢软件上没有记载姓名的尉史,当成上天派来拯救他的使者,封为“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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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被俘尉史

  汉军这边,焦急在马邑城附近苦等的韩安国焦急万分,忽然接到消息,说匈奴军原路撤退了,几十万热闹大失所望。但韩安国也没敢下令追击,他担心对方有诈。

  另外一个方向,本来负责断敌后勤的王恢,虽然他率领三万汉朝部队,竟然也不敢进攻匈奴的辎重队伍,直接就回撤了。

  由此,劳师动众,三十多万汉军无功而返。

  刘彻震怒。

  特别是对王恢,刘彻恨得牙根痒痒——就属你在朝堂上慷慨激昂,信誓旦旦,要我们汉军攻打匈奴。结果,到了前线,眼睁睁看着敌人防卫最差的辎重队伍路过,连像样的出击都不敢做一次。不杀他,不仅天下人不答应,自己也没面子。于是,武帝下令把王恢抓起来审问。

  廷尉署自然知道皇帝心意,很快作出:王恢临敌观望,斩!

  于是,王恢被投进大牢,等待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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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恢

  得知判决后,王恢当时觉得自己还不至于就这样没救了。他倾家荡产,凑了不少金子,向天子舅父、也是当时丞相的田蚡行贿,求他在皇帝那里救自己一命。

  田蚡收了钱,自然大包大揽答应。但田蚡人精,知道当朝皇帝不是好说话的主儿,就先找到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姐姐、也就是汉景帝皇后、汉武帝生母王娡求情,并嘴把嘴教给王娡到时如何和皇帝说情——“王恢是马邑设伏的首谋,如今匈奴未灭,先把王恢杀了,不等于给匈奴人报仇吗?”(有人可能忽然起疑,作者是否写错了,那田蚡和汉景帝皇后是同母异父姐弟?皇帝也娶二茬货?没写错。秦汉时期,风气比较开放,年青女人改嫁很普遍。)

  刘彻听皇太后说情后,连老妈的账也不买,冷冷回答道:

  “首为马邑事者,(王)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

  收人家钱没为人家干成事儿,田蚡就把皇帝这话转告王恢,算是把收受的千金当传话费了。王恢得知皇帝态度如此,无可奈何,只得在狱中自杀。

  兵法上有句话,叫“兵不空出”,汉军此次设伏三十万,一事无成,确实让汉武帝愤恨、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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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邑之谋

  此次无功而大劳,究其本源,聂壹所献之计,原本不错,若能成功,肯定能给匈奴一个大大下马威。但是,我们后人感到惊讶和不解的是,三十万大军做伏兵,本来应该是奇计,属于最高军事机密,但汉军一个小小尉史竟然知情,可见,汉朝的保密工作极差。

  所以,三十万大军无功而返,也算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王恢的脑袋,也成为大汉朝和匈奴宣战血淋淋的感叹号。从此,汉朝与匈奴,只有铁血,只有兵戎相见!

  马邑伏击未成,汉匈之间完全丧失了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双方撕破脸皮。但是,由于匈奴在盐,铁等战略物资方面完全依赖汉地交易,加之匈奴贵族阶层对于汉朝金宝锦帛等奢侈品求之若渴,所以,他们在不时侵掠汉地边境的同时,还是不断派出商队在汉朝的各边地关市场与汉人通商。

  汉朝隐忍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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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百年战争对中国有着怎样的影响?最后结果如何

  首先,从土地来说,匈奴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如河套、阴山、河西等,接连为汉军所占领,并徙民实边,使之彻底汉化。而这些地方水草丰美,是最适于游牧之所在,失去之后,匈奴只能远遁漠北,但漠北苦寒,环境极为严苛,在这种自然环境的约束之下,匈奴生存都已经成为了问题,所以才有“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鸣。

  其次,从人口上来说,中行说曾谓单于“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史记·匈奴列传》),则可知匈奴即使最盛之时,人口亦不超过二百万,而在武帝数十年不间断地打击之下,其人口的损失可想而知。河南之战,汉军斩、俘匈奴三万余人;河西之战,匈奴被斩杀及降者,近九万人;漠北之战,汉军斩杀匈奴亦近九万;西域之战,汉军歼敌亦起码在三万之上,如此算来,在元朔2年至征和三年的37年间,匈奴被直接歼灭至少二十四万以上,对于仅仅一百余万人口的匈奴来说,这种打击不可谓不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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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从财产上来说,由于匈奴以游牧为生,牲畜是他们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财产。而在武帝数十年的挞伐之下,匈奴牲畜的损失也是惊人的,譬如卫青收取朔方,逐白羊、楼烦二部,“得牛羊百余万”,袭右贤王,又得“畜数千百万”。除了这种直接的掠取之外,在战争期间,匈奴往往将其民众徙往北方以避刀兵,如天汉四年李广利出朔方击匈奴时,匈奴“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征和三年李广利最后一次出击,“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以上皆《汉书·匈奴传》),在这种远程迁徙的过程中,牲畜必然也会因为长途奔走、挤压、碰撞而大量死亡,如果在牲畜繁育季节,还会导致母畜的流产。如此巨大的损失,恐非匈奴那种脆弱的经济可以承受。

  由此看来,武帝的对匈作战,给匈奴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汉书·匈奴传》说“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的确不是虚言。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武帝一朝对匈作战中,汉军的确取得了极大战果,对匈奴造成了沉重打击,连得河南、河西等地,逼迫匈奴远遁,从此漠南无王庭,使得匈奴由盛转衰,为日后匈奴的彻底覆灭奠定了基础。但是,武帝的征伐,对汉匈双方都造成了损失,就汉朝而言,四十余年的对匈作战,严重消耗了汉朝国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几乎使亡秦之事复现,所幸的是匈奴综合国力远逊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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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此一胜利是短暂,汉匈真正的战事一直延续三百年之久,直到东汉永元三年(91年)大将军窦宪耿秉深入瀚海沙漠,出击鹿塞(内蒙古磴口县西北七十公里)三千华里,大破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彻底解决汉朝历时三百年之久的匈奴之患。东汉虽彻底击败北匈奴,但始终无法占领漠北之地,对领土扩张并无助益。

  另一方面,东汉击破北匈奴,使得鲜卑摆脱匈奴的威胁而壮大,鲜卑取代匈奴成为中国的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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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另一方面,东汉击破北匈奴,使得鲜卑摆脱匈奴的威胁而壮大,鲜卑取代匈奴成为中国的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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